編者按:10月26日至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這是在關鍵時期召開的一場非常關鍵的會議,為未來5年乃至15年中國的發展擘畫了藍圖。“十四五”時期哪些問題值得關注?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又該如何實現?百通社專訪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鳳英,為大家帶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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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社:十九屆五中全會除審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外,還審議了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什麼?這在歷史上有過先例嗎?

陳鳳英:同時審議五年規劃和遠景目標的建議,這在歷史上是有過的。在關鍵時期審議關鍵目標,會採取這種做法。比如,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2020年是一個關鍵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開啓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徵程。目前,我們已經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或者説是“爬坡階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發展格局,但它不是5年就能完成的,目標的整體實現需要到2035年,甚至是更長時間,因此我們也提出了一個15年的中長期規劃,即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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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社:1953年至今,我國已制定和實施了13個五年規劃。中共中央和黨的全會研究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目標的主要依據是什麼?從實施效果來看,規劃目標的完成度如何?

陳鳳英:這13個五年規劃(過去我們叫“計劃”)幹下來,我們基本上完成了預定的目標,有的甚至是超額完成。通過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推動實現了我們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

1953—1957年我們進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至1957年,“一五”計劃超額完成了規定的任務,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併為我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從我們製造了汽車、機器,再到後來鋼鐵發展、火箭上天,原子彈試爆,確定五年規劃以後,最後都基本實現了我們的目標。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裏,能夠長期堅持制定五年規劃(計劃)並完成,世界少有,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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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社: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環境出現更多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十四五”規劃要求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而“雙循環”戰略也將成為經濟發展主線。為何提出“雙循環”戰略,如何理解這種新的發展格局要求?

陳鳳英:目前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個變化是高度不確定的。不確定性是國際環境的未來趨勢,可能會貫穿整個“十四五”時期,乃是持續到2035年。

一段時間以來,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國際國內資源不暢通了,我們的很多產業鏈和供應鏈都被中斷,或者被迫做出調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國內大循環,盤活資產,並通過國內需求、國內改革、國內創新來促進國際大循環,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所以我們也看到,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過去,我們提倡要融入世界、接軌世界、參與世界,而今天,是我主動、我改革、我開放、我創新,我創造有利營商環境、引進外資進入,這就是“雙循環”的戰略,不僅對我們國家,對世界也同樣重要。與此同時,我們要加強科技創新,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環境下必須要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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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社:“十四五”時期將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可謂意義重大。在您看來,“十四五”時期的哪些問題最值得關注?

陳鳳英:國際層面,我更加關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以及中美關係的走向。

新冠疫情突如其來,讓我們應接不暇,整個國際環境、國際經濟關係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更多的社會問題暴露出來,之前預計的全球經濟發展目標很難實現。因此,後疫情時代全球治理如何進行值得關注。我們都知道,中美圍繞經貿問題已經進行了3輪博弈,並進行了13次談判,如今由於新冠疫情和美國大選的影響,很多政策難以得到貫徹落實,“十四五”時期中美關係如何變,值得關注。

國內層面,我更加關注科技創新。如今,5G技術全面推進,數字經濟全面發展,城鎮化也在創新進步,期待“十四五”時期能夠實現新一輪的科技和工業革命。如何實現?最關鍵的就是實行徹底的改革和對外開放。為何要加上“徹底”二字?因為需要進行制度性改革。國際上的經驗就是這樣,要開放風險就會加大,所以要管控風險,首先是管控金融風險。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實現充分的科技創新和徹底的改革開放,並以高質量發展的“雙循環”戰略為抓手,那我們必然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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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通社:中國將於2035年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比1987年鄧小平同志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即到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提前了15年。您認為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標誌是什麼?一個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對世界意味着什麼?

陳鳳英:我們很有可能在“十四五”時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一個高收入經濟體,這也是到2035年要實現的目標。中國有14多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8.1%,而現在世界上高收入經濟體的總人口只有14%。一個更加繁榮的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更加巨大。

未來,我們將成為一個高收入經濟體,其最大的標誌是內需拉動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實現國內大循環。所以,未來我們不僅要靠外資,更重要的是需要我們自己發力。整體來説,在發展過程中,我們今天可能更偏向“量”,未來將更講究“質”;今天我們是要“做大”,未來我們是要“變強”。所以,2035年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強國”,而不是現在這樣一個“大國”的概念。

過去我們做的是量的積累,到了2035年,我們有望迎來質的轉換,也就是説科技要質變,制度要質變,這個制度我指的經濟制度,它會有質的變化。到那個時候,我們基本上在各個領域能夠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標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目標的實現是要以科技創新、制度優化、人文素質提高為抓手的。到了2035年,我們的人民將更加幸福,環境將更加優美,制度將更加完善,將實現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

受訪專家 / 陳鳳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採寫 / 張晶

視頻 / 人民日報新媒體

美編 / 曦嘉